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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新時代 -- 2008台灣大選觀選紀實及思考

湯本

由美國華盛頓政策智囊界的策劃,由駐華府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組織安排,應中華民國(台灣)外交部邀請,筆者參加了美國專家學者觀選團,在2008年3月19日到25日在台灣觀察大選。

這次代表團由容安瀾為團長(Mr. Alan Romberg),團員中有布魯金斯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李成,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的阿米塔吉國際公司的合作夥伴、研究員佐古田(Mr. Sak Sakoda),華府頗有影響力的《尼爾遜報告》(Nelson Report)的主筆尼爾遜(Mr. Chris Nelson),密蘇里州立大學教授范希祺(Prof. Dennis Hickey )以及美國國會研究處安全事務專家簡淑賢(Ms. Shirley Kan)。其他還有美國企業研究所學者歐世林(Mr. Michael Auslin)和研究員德洛佐(Mr. Mauro De Lorenzo),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資深研究員饒義(Mr. Denny Roy),裡蒙奇大學政治系主任王維正教授(Prof. Vincent Wei-cheng Wang)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資深研究員懷斯筆(Mr. William Wise)等共十四人。團員多數中文流利或熟諳中文。觀選團由陳慧蓁小姐(Miss Regine Huey-jen Chen, TECO)帶隊。

自2000年以來,這是筆者第三次應邀赴台觀選。第一次,是由美國洛杉磯美西華人學會會長陳信豪醫師邀請安排,此行,受到高振寰先生的大力支持。當時,感受到民進黨的高能量的草根組織能力以及民進黨民眾選舉“台灣之子”陳水扁的熱情巔峰,在所有會談中,對國民黨資深前輩人物--馬鶴凌老先生的拜見和個人會談,他對台灣的信心和對大陸進步發展的期待以及對大陸民眾的情懷,令我印象深刻。第二次,在選舉現場感受到藍綠爭雄之高熱度氣氛,直接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台灣競選政治的戲劇化--槍擊案。同時激發我對東西方民主政治深刻弊病和大陸政治變革路向的持續思考。

這一次,筆者不僅同樣感受到藍綠陣營民眾對台灣民主發展的熱情,也發現台灣民眾對自己的信心和嚴整有序參與選舉的良好風範,這頗值得身為出生大陸的美國華人專家的本人感到欣喜和驕傲。同時,筆者也因為與政府經貿、國防、安全等領域負責人以及朝野智囊負責人等人士的廣泛而深入的交談,抵近了解把握台灣民意,進深探究發現對台灣大選前後的政治經貿以及兩岸關係發展走勢。

經由此次觀選,筆者的總體感覺和思考是:儘管兩岸對彼此仍有不少誤識和很多障礙,但“春江水暖鴨先知”,春雨欲來風滿樓,一個變局的台灣已經破繭而出。台灣的民意的變遷和民生的急迫,經由大中華經貿和文化暖潮的催化,推生台灣的“政”情和“錢”景,釀發2008年台灣大選的成果,兩岸關係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和平合作新時代。

一、溫情的台灣,中華人文的選舉台灣

三月十九日晨,我們一行搭乘華航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在駛往市區的高速公路上,一切籠罩在綠意盎然的春色和淅淅瀝瀝的小雨中,仍然是一個“溫情的台灣”的感覺。自從我在1992年第一次訪問台灣以來,先後因演講,會議以及會見會談多次來到台灣,從台北人到高雄人,無論是在小吃喧鬧的街上,還是在貴賓雲集的廳堂裡,都給我一種溫文有禮的感覺和印象。

我們第一個行程是聽取中選會簡報,簡報生動簡潔。我感到,整個選舉程序和操作比往年更加簡潔流利,一目了然。台灣的選舉點、區域網絡以及中央樞紐,既是點面交集,脈絡清晰,分佈均勻,又是綱舉目張。中心牽動全面,中心又服務於基層村鎮,村鎮的信息層層積累,又聚焦在中央選舉委員會。台灣大選,每一個選舉點的唱票方式,就是我們小學時候就熟悉的選班長班委的“正”字為五中國特色的唱票,以及“正”的工整書寫完全一樣。正字是五個選票的計算法。正字是中華人文的體現,古今皆用,正,上頂天下立地,正,左右皆通;正,正派公正的正,正當公開的正,中國人會寫正字有了幾千年的歷史,但是,中國人或者說由台灣人領先的中國人,用正字體現民主政治的公正正派和公開,需要多少年!需要多少人前赴後繼的奮鬥!

當然,台灣整個選舉系統確是高度現代化。到22日選舉日當晚,通過選舉委員會的電腦網絡以及電腦精準計算,在開箱一個多小時後,當選人就已經呼之欲出。台北縣鶯歌鎮建德里是一個只有數百選票的選舉點,每次選舉的比例與中央選舉委員計算的參選人得票的比例,完全相同,成了一個最早預測競選結果的訊息。

這次選舉前,各界擔憂的“奧步”沒有出現。儘管有人歡慶,有人落淚,儘管22日晚喧鬧聲不斷,但選舉過程的流暢和平安無事,這使我感到2008年3月22日的夜晚,在台灣,給人一種這就是台灣政治“平安夜”的感覺。台灣抵達這一夜,民進黨的大功不可沒。不過,從現代競選原理來說,選勝選輸是相對的,有輸有贏,這是相對的;競爭對手是不相讓的,但又是統一的,統一在缺一不可、互相依存的關係,競選雙方必須互相感謝,互相維持對方的生存,互相依賴,這是絕對的。因為民進黨國民黨都是無法獨家競選的,競爭者總是互相競爭又互相依賴的,否則競選無法存在。可以說,創造台灣政治平安夜,人們用了很多年,不僅僅是從台灣開始的,國民黨和中華民族也用了更多的年月,從黃花崗到綠島,歷史不僅無法剪斷,歷史還是在頑強表現自己。

這使得我想起,選舉中,馬英九“紮根南台灣”辛苦是有成果的,是本土的。選舉後,當謝長廷向馬英九恭喜祝賀,就不是本土的,這就不僅是台灣史上第一次,也是中國史上第一次。人們理解馬英九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台灣人,甚至說“燒成灰都是台灣人”,這雖然為了競選不免有些矯情,但是馬英九說自己“台灣製造,香港交貨”,卻顯示出馬英九和馬競選團隊的競選智慧和幽默,而只有從本土出發,才能走得穩當。但多年以來,筆者的一直期望的是:藍營和綠營都必須懂得,只有走得更遠,超越台灣(Beyond Taiwan),才能發展台灣,才是真正新台灣人的意識和胸襟。

二、“民進黨的車隊開進了藍營”

3月21日,我們乘坐高鐵前往台灣南部科學園區和左營的海軍陸戰隊參觀訪問。縱貫南北的台灣高鐵是高速的,每小時300公里,比廣(州)深(圳)高速鐵路每小時整整快了100公里。我們體驗台灣高速,觀察台灣台北和高雄兩站設備,以及高速鐵路沿途車站的設備以及乘客的狀況,客觀地講,台灣高鐵列車以及沿線的總體水準,要超過我數度乘坐過的廣深鐵路列車以及沿線狀況。記得廣深高速鐵路開張不久,在深圳站,有一個電子自動售票台,當時我看整個設計和裝備,與美國的相比,感覺有些土,果然沒有幾個月,我再度經過,就發現已經因為故障而停用。是技術不過關?還是因為承包商層層揩油,項目被灌水?不得而知。台灣乘客的文明程度也比深圳的乘客高出很多,客觀地說,台灣高鐵,是台灣現代科技文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綜合性凝聚。

我們來到左營,聽取簡報和觀看左營的海軍陸戰隊儀仗隊操練和蛙人體能操練,自己不是軍事技術專家,對軍官簡報和訓練無法評價,但所有表演的陸戰隊員均在1米82以上身高,令人印象深刻。我們在台南科學園區參觀,這是南台灣在發展高新科技的規模和水準都將超過新竹科學園區的新園區。台南科學園區是台灣最近的成就,但根據園區負責人介紹,至今尚未有中國大陸同行來此參觀或者拓展合作項目。去過蘇州新高科學園區的李成博士認為,台南科學園區其規模尚不如蘇州新高科學園區。但園區規劃在2011總產值達到新台幣一兆,成為 亞洲光電、包括所有半導體上下游產品的積體電路、生技醫療器材、太陽能以及電信等產業的巨頭。 近年來,台灣總體經濟狀況一直處於下滑狀態。根據藍營駐美代表袁健生的看法,八年來,台灣經濟從亞洲四小龍排名第一,墜落到最後一名。這是“玩政治”的經濟失敗,同時,執政高層弊案重重,民意大轉彎,百萬紅衫軍的抗議就是一個例子。我在觀選中,很注意民間的聲音,很注意和台灣計程車司機交談,很巧,唯有兩次個人坐計程,都是遇到“全民計程”的司機。一位名叫黃勝芬的計程車師傅,告訴我他過去一直支持民進黨,但他就是全民計程車造勢支持馬蕭選戰那天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和帶頭人之一,他認為自己因為連續十多個小時參加籌備和造勢力活動,結束後開車打盹出了小車禍,自己修車花了好幾萬新台幣,“這值得,經濟不好,大家倒霉,做台灣人就要有義務參與政治,改變政治”。他高興地說,“我們把民進黨的車隊開進了藍營”。他主動給我看一張洗印的照片,這是馬英九和蕭萬長親自贈送給他的,照片上,馬蕭攜手高舉,已經露出勝利者的笑容,左右兩邊是馬英九和蕭萬長各自的豎式親筆簽名,很有書法味道。這之前,我就了解到讀過很多洋書的馬英九毛筆字書法不錯,頗為美觀。

另一位在“五專”商管專業畢業的計程車年輕司機告訴我,“全民計程”造勢那天,所有“全民計程”的司機都必須參加挺馬蕭的活動,這是團體要求也是行會工會的規矩,“沒有人會拒絕參加”。但是,“你在投票時,投誰,工會不規定,這是你自己的選擇,不一定一定要投馬蕭”。解釋為何都市居民投票藍營居多,他認為“都市民眾心態比較趨向現代,生活節奏快,時間被壓縮,擔心生存空間,最先知道什麼樣的政治狀況對民眾經濟有利,復甦經濟是每個台灣人的最關心的。”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亞洲,這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具有政治性的也是最富有都市生活哲理的兩位計程車司機。

直接了解台灣民眾的想法,證實了發展了我在美國的思考,我赴台前在報章讀到“全民計程”倒戈投向藍營的新聞,也看到新聞照片:立法院長,視“中國國民黨”為金字招牌的王金平和傳統反國民黨的“全民計程”負責人一起站在第一輛揮手,我的第一個啟示:台灣政治成熟了。

2008年,台灣主體意識出現了轉折點,本土意識不在限於一個本土的黨,已經從“脫離大陸”政治訴求到“趨向大陸”的經濟合作,誰執政已經不是很重要,執政後做什麼變成全民精神和政治聚焦。主流本土選民的政治成熟,是對歷史的被外省人統治迫害感的減消,對現實主人公的經濟實惠的追求。政治代言人以往的出身已經不重要,其所作所為是關鍵。對於多數台灣選民來說,理想追求不再是政治口號,而是改善生活的務實行動。

台灣多數民眾的民主政治理想的成熟度,經過八年世事艱難和無可奈何的煎熬鍛煉,從對歷史的怨恨不滿和空頭的“獨立”自尊分解出來,和採取務實經濟路線的國民黨參選人的忍痛等待和重新做人的堅韌度,結合在一起。

三、國防部長蔡明憲的新思考:兩岸海軍救援演習

美國各方關注台灣這場選舉以及選舉後的政策方向,選舉前夜,包道格取代了夏馨接受訪談,就是一個例子。選前選後,我們在美國在台協會以及美國商會的兩場台灣局勢探討會,毫無虛文,臧否人事,率直甚至尖銳;定義現狀,預測未來,坦誠如遇老友;對訪客和主人都極有收穫。

在選舉前兩天,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部主任柏拉格教授,經過仔細考察了解,已經確認,馬蕭當選。柏是筆者所知道的美國海軍最資深的美中台關係和中國問題專家,他的意見對於美國海軍在太平洋海域的運作,在涉及美中與兩岸事務的領域,具有相當的權威性。或許,他的預測馬蕭當選的電子郵件已經提前抵達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部。

3月23日上午,我們在國防部聽取國防部長蔡明憲主持並且主講的簡報和討論會。蔡明憲首先對我們全體團員如數到齊感到驚訝和謝意,因為一夜之間,行政院各部已經是看守內閣。蔡明憲是文職官員,但是十分了解熟悉世界格局、美台美中兩岸關係以及台灣安全和軍備事務,理性而富有新思想,他認為,馬蕭當選,須時時保持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的原則,他強調美台關係的重要性,軍事合作和武器購買對於台灣安全的重要性。他認為,台灣必須自己製造反攻擊武器(Count-Attacking Weapons),他強調,在遭受大陸攻擊後的台灣的反擊,將不是香港和上海,而是大陸的軍事基地。他認為台灣應該與周邊國家如日本展開救援等軍事演習,他主張兩岸海軍也應該展開救援等軍事演習。

同為民進黨,顯然,蔡明憲對局勢的看法與游錫坤很不同。蔡明憲考慮到美中關係和經貿合作的重要性不是雙邊的而帶有全球性。即使是兩岸發生軍事衝突的假設性的問題,蔡擁有全局觀念。筆者認為蔡明憲關於兩岸海軍展開救援演習新思考是極其有價值的建議,對國民黨新政府也有重要參考意義。從目前兩岸局勢來說,此舉似乎遙不可及,但是,如果,隨著兩岸關係日益和緩,北京不斷撤除面對台灣的導彈,台北釋出兩岸一家的善意,雙方簽署和平協議,海峽兩岸海軍進行救援甚至帶有軍事行動性質的演習,都會變得水到渠成。這是建立兩岸大安全的重要舉措。而且,由於歷史和現實原因,兩岸的救援的軍事演習應該先於兩岸與日本的救援軍事演習。

筆者認為,創建兩岸軍事安全機制,與創建鞏固兩岸經貿合作機制,與創建兩岸政治會談和政治合作機制,對於兩岸是同樣重要。美中台三方專家對此應該未雨綢繆。或者準確地說,對於這三項機制的建立,兩岸專家和美國華人專家所負有的現實壓力和歷史責任更為沈重。

這是筆者第一次見到蔡明憲,深感溝通(communication)之重要性。記得2006年10月,筆者參與策劃的由克萊蒙研究所主辦的由美中台重要顧問和專家參加的美中台關係閉門研討會上,吳澧培資政與余克禮所長握手懇談的笑容。

3月21日,筆者在經濟部經貿代表辦公室鄧振中總代表舉辦的晚宴上,與副總代表楊珍妮女士聊天,她談起她在歐洲工作時遇到中國大陸的政府駐外經貿專業人士,“年青的女孩子,專業和英文都很優秀,我們見面都要各自向自己的長官或者組織報備,但我們談話共進午餐,都很愉快。”

歷史在每個人心裡積累下民族和族群政治的硬性塊壘,其碰撞的痛苦,應該讓位與作為人的人性的共存合作,更何況是兩岸華人(Chinese)的切身福祉安全和人性的共存合作。

四、蘇起:台灣需要建立模式設計和局勢預估系統

選後,我們與台灣著名的學術和政策機構座談,討論台灣選後趨勢,有的台灣專家因為是第一次見面會談,多少有些拘謹和保留。我自己就明顯感覺與我們和美國在台協會主要負責人和部門主管的談話相比,與美國商會領導群的談話相比,同為第一次見面,就很不相同。事後,有人表示,也許有人是擔心美國人不願意看到兩岸走得太近。

在台灣,這是一種政治和政策誤解,似乎是美國主流智囊界不願意看到兩岸關係良好發展。筆者感到,美國的兩岸政策,在台灣,因為過去幾年,族群政治有時被畸形化,連累美國的兩岸政策未能有一個全面的正確的解讀。本文中,筆者無法全面解析美國兩岸政策,但言簡意賅一句話:兩岸的事務由共同認為只有一個中國的兩岸人和平解決。美國的一個中國的原則政策是明確無誤的。對此,台灣不僅不應該誤讀,成為麻煩製造者,而且應該在廣闊空間,大有作為。

在大陸,也有一種誤讀,很多民眾並不了解,美國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同時對臺灣的民主和民意給予很高的評介和支持。臺灣是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決定歷史進程。臺灣與美國共享同樣的政治理念和社會價值,美臺盟友關係中,保障加強臺灣的防務,是美國的責任。基于這樣的理念,當我們3月20日在陸委會聽取副主委童振源博士的簡報時,他對于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中,強調民意,強調臺灣民眾的選擇,他認為﹕“不排斥兩岸統一也是一種選項,在民主臺灣,對于此,沒有造成任何政治異動。而在大陸,如果,胡錦濤上午說出﹕不排斥臺灣獨立也是一種選項,他下午就要下臺。”

顯然,臺灣的社會包容和政治文明要比大陸進步很多年,值得大陸不斷學習。但是,大陸民族主義也並非只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成就,它是近代列強侵略中國的歷史在當代持續發酵的客觀現實。最為關鍵的是,兩岸要互相了解對方的歷史和現實處境,文化特質和族群心理形成。深入現實,真誠溝通,和平相處,共存共榮,目前對于兩岸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否則,縱容誤解沖突,將會帶來慘重甚至致命的危機。

因此,我主張,應該對兩岸未來政治經濟軍事合作展開多模式的構想,極盡創造力和想像力,在多模式的構想策劃中,理性而有智慧地尋求選擇最大可行性最大利益化最大安全度的模式作為發展規劃,規劃作為行動,行動成為事實。兩岸有良知的智者,不能讓自己歷史束縛住,不能讓人類現有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束縛住,不能讓不完全了解自己歷史、現狀和渴求的其他族群來決定自己的命運。因此,筆者在台北的一次研討會上,提出“多模式設計”以及局勢預估(More Scenarios)的建議。

我之所以提出這個看法,除了自己的研究之外,也是和蘇起教授的主張共鳴。現在媒體紛傳要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的蘇起,選前選後兩度在簡樸的國民黨會議室和我們簡報會談,我們從九十年代中期認識,這次承蒙他會後向美國專家學者們介紹我是長跑好手。在24日上午的選後的簡報和“Q&A”會議上,在回答問題時,蘇教授認為台灣的安全研究應該打破壁壘(Break Walls),軍方與民間研究綜合起來,他也指出台灣安全缺乏建立模式設計及局勢預估系統(We have no scenarios system yet.),他主張台灣需要建立發展模式及局勢預估系統。現在,面對迅速發展恢復的兩岸關係,筆者認為,北京和台北都更需要建立模式設計和局勢預估系統。

當下兩岸關係時局的變化和良性發展,正在出現可貴的加速度。兩岸領導人以及決策智囊,本著熱愛兩岸人民為兩岸人民謀利工作的良知和智慧,是否可以突破自己的傳統思考方式,克服對彼此的誤識,創新政策,有如下模式化的創意思考?僅僅舉兩個例子:

北京:應該理性面對五百萬民進黨人士和選民民眾,真誠溝通,發自內心的尊重,對等交朋友,回應李登輝去年願意在大陸沿著孔子的足跡訪問漫步的表示,派出豪華遊艇停泊金門港,隨時等待他上船,遊艇名字就叫登輝號。毛澤東可以用乒乓球,打破敵對美中關係堅冰。胡錦濤先生為何不能用“遊艇外交”及“孔子故居旅遊外交”,以誠對待李登輝先生呢?大陸對台灣不僅以仁,也必須以智。

台北:應該面對達賴的輿論和抗議的“超限戰”進攻,面對達賴劫持奧運精神和光榮的行動,台北朝野應該意識到,兩岸一榮俱榮,兩岸一損俱損,本著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蒙藏滿漢回”的中華民族,已經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以王金平院長為首,應可斡旋台灣看守政府和新政府,從速協商安排北京奧運聖火在台灣傳遞的活動,以台灣人的熱情和溫馨,感動大陸民眾。得大陸人心,這是台灣和平和安全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台灣對大陸不僅以智,也必須以仁。

兩岸關係,千頭萬緒,紛紜複雜,需要善良,需要智慧,筆者只是拋磚引玉。目前兩岸關係發展,歸結到最重要的兩個字:誠,信。尤其是兩岸領導人之間的誠信。誠如國民黨智庫國家安全組召集人陳錫藩先生認為,是連戰的大陸之旅,開啟兩岸良性互動,達成“國共六點共識”,促成台灣今日之轉機。胡連數次北京會談的互信,胡蕭的博鰲會談的初步互信,是胡馬互信的基礎。可以想見,在第一個四年,馬胡聯手運作策劃的《兩岸和平協議》將牽動兩岸人心和全球眼光。

不過,以筆者的拙見,或許,《兩岸和平合作協議》,比《兩岸和平協議》更有積極性,更有主動性和前瞻性。

五、是結束語,也是導語:準備好了嗎?

大選一結束,馬英九在記者會上,明確強調“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同時,強調本屆新總統將會實行諾言,拼經濟,第一個經濟大餅:開放大陸游客來台。這一步就是600億新台幣的收益,四萬個新就業工作。一時間,“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成了台灣報章流行語。

如果盡快實現,筆者上文談到兩位台北計程車司機,一定會高興。現在兩岸共同市場的提法和努力方向,成了台灣新潮流,連高雄市長陳菊女士談到“大陸游客由北進南出”或者“南進南出”給高雄帶來商機,而喜上眉稍。不需要政治說教,陳菊是真正熱愛高雄的。

以前瞻的眼光,看台灣開放大陸旅遊的經濟效益,這僅僅只是兩岸經濟合作的滄海一粟。同樣,以前瞻的眼光,臺灣大選,對大陸的政治改革和民主的建設的深遠影響,也將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令人期待的。

至此,筆者的2008年台灣觀選紀實和思考似乎應該打住,但筆者不得不提及筆者的最後活動。筆者在台灣觀選最後的三天,3月25日-27日,應邀在國防大學作主題演講和參加研討座談,行前準備的題目就是《理想的成熟度、戰略智慧與軟安全》(The Maturity of Idealism, Strategic Wisdom, and Soft Security),演講加“Q&A”時間一共三個小時。

對於出生在1949年之後的上海的筆者來說,對於一個曾經是長白山務農伐木的知青的學者來說,激動是可以想像的。因為在演講之前,在兩岸有軍人背景的,我只認識北京兩岸關係專家辛旗研究員和《士兵突擊》的總策劃人李洋上校,都是文官,筆者在台灣沒有任何一個朋友或者熟人在台灣軍界工作,而在演講之中演講之後,受到尉官學生、校官教授、將軍院長們和副校長的歡迎和好評,受到曾金陵上將校長的款待、禮遇和鼓勵肯定,更令我內心的震動和精神的鼓舞,至今沒有平息,且在此作為本文的結束語,下篇文章的開頭吧。

2008年4月17日草,21日修改於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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