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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模式與分大餅 - 北歐社會民主主義的特點

茉莉

前不久中國領導人胡錦濤訪問瑞典時,正是國外內討論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很熱火的時候,於是網上有人開玩笑說:“看,胡錦濤到瑞典去學習民主社會主義去了!”讓熱愛蘇聯文學作品《卓婭和舒拉》的胡錦濤,去瑞典著名作家斯特林堡的小說《紅房子》中,認識社會民主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我看還是有點難度的。

就在北歐最美麗的六月,胡錦濤先生在“山不在高,有仙則名”的瑞典訪問了幾天。他不但會見了國王和首相,還到處碰到抗議中共侵犯人權的遊行示威人群,這些抗議者毫不客氣地給他上了常識第一課:北歐社會民主主義根本不同于前蘇聯的社會主義。

◎ 誤讀“瑞典模式”的苦心

在讀各位的討論文章中,我有一個困惑,即中國學者口口聲聲稱“瑞典民主社會主義”,而瑞典人自己使用的稱呼卻是“社會民主主義”(Socialdemokratin)。有人認為,稱呼不同沒有關係,只要大家說的是一回事就行。

但在我看來,改變了這個詞的次序,意思就不太對了。使用“民主社會主義”一詞,就把瑞典模式納入了馬克思旗下的社會主義陣營,比較左傾一點。而使用“社會民主主義”一詞,瑞典模式就仍然在資本主義體制之內,是諸如“第三條道路”之類的中間社會形態。

這一點區別是如此清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立足於公有制和階級鬥爭,對資本主義財產關係、法權觀念和經濟制度進行了根本否定;而瑞典社會民主主義卻是遵循普世文明價值的,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點融合在一起,使瑞典社會既免於放任資本主義下的不公,又免於社會主義中央集權下的效率不彰。

謝韜老等國內優秀知識份子,為了給中國尋找一個更為人性的社會制度,把目光投向北歐,這是對的,是值得欽佩的。謝韜老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雖然知道瑞典完全是私有制國家,但謝韜們仍然要把瑞典納入馬克思主義旗下的社會主義陣營,為此,他們闡述了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理論。這種創新的觀點大致是這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需要現代化。由於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追求是實現社會成員的普遍幸福,所以,普遍幸福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有利於老百姓過好日子的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這種新觀點看起來可以自圓其說,但實質上卻是對瑞典模式的誤讀。筆者曾在一篇談論瑞典資本家的文章中提到,瑞典模式應該稱為“人道資本主義”,因為它是大資本家財團壟斷經濟的社會,該國百分之九十的企業在私人手中。

為什麼這麼多博學的人們,會誤讀瑞典模式呢?我想,這也許是一個策略的需要。當前,中國官方的主流話語在名義上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要引進瑞典模式,只有將之與主流話語掛?,符合共產黨的“政治正確”,才有可能被接受。這種特定條件下的誤讀,一片苦心可鑒,所引起的大討論是很有意義的。

◎ 從歷史淵源看特殊政治形態

在筆者看來,瑞典模式和馬克思主義關係不大,它本質上是斯堪的拉維亞特有的政治形態。植根於古代鄉村的瑞典式民主,與歐美很多國家的民主有所不同。

據《瑞典史》記述,早在西元500年,瑞典農民就制訂了解決一切爭執的規則,農業社會內部就有平均主義的分配模式,這是一種用來對付北歐寒冷氣候的原始民主體制。海盜時期,出征的海盜是由村落或氏族集體討論決定的,海盜們必須像兄弟般團結搏鬥,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條件。因此,即使他們在拿起牛角喝酒時,也要考慮其他海盜兄弟能喝到同樣的分量。

到後來,瑞典發展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1723年,議會成為最高權力機構,參加者有教士、貴族、資產者和農民四個等級,這即是說,社會各階層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到18世紀30年代,議會中出現了政黨的雛形,分庭抗禮的兩派,一是代表大貴族的“禮帽黨”,二是代表市民階級的“便帽黨”。作為瑞典模式的關鍵——以議會制來分權制衡,在瑞典歷史上存在已有二、三百年了。

直到19世紀末,瑞典才從貧窮的農業國逐步發展工業,工會運動由此興起。1889年,瑞典社會民主工人党成立,創始人是亞爾馬·布蘭亭。這個時期,社民黨的指導思想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並不否定暴力革命。其黨綱一度宣稱:“通過階級鬥爭剝奪資本主義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以社會控制和管理取而代之。”

1925年布蘭亭逝世,接替他任社民党主席的阿爾賓·漢森走向社會改良主義。他提出“人民之家”的口號,實施提供各種社會保障的改良措施,代替以前提出的階級鬥爭和生產資料社會化的政策主張。而後社民黨長期執政,和資本家合作,奠定“瑞典模式”的基礎。用前首相帕爾梅的話說:“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在一定程度上處於與資本主義共生的狀態。”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瑞典模式是在社民黨拋棄馬克思主義之後,才得以誕生的。它有自己的歷史淵源,有瑞典傳統的“中庸之道”(lagom)哲學的影響,因而能夠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以各種措施保護工人利益。

◎ 企業利潤大餅怎麼分吃?

今年五月,北歐航空公司(SAS)爆發了一場罕見的大規模罷工,各航班飛機癱瘓,殃及大批乘客。SAS員工們的要求不外乎改善工作條件,減少工作時間和增加工資。開始雇主的態度很強硬,罷工拖延了五天才獲得解決。

儘管知道罷工是員工的基本權利,但我們並不太同情罷工者,因為SAS員工的工資不但比我們教育部門的員工高得多,也比其他航空公司的員工要高。有一位被耽誤航班的美國乘客,甚至在電視上對罷工者忿忿不平地說:“你們不願幹,走人好了。”

然而奇妙的是,不管我們怎麼不看好這場罷工,罷工者居然贏了。原因在哪里?罷工伊始,瑞典政府不直接介入,只是一旁靜觀事態的發展,促進雙方談判。罷工鬧到最後,雇主方面損失巨大,挺不住了。既然他們不可能要全部員工“走人”,於是只得和工會重簽集體協議。

對SAS罷工者來說,他們的工資雖然比一般行業要高,但私人企業的資本家獲得的利潤更大,因此員工有權要求更好的待遇。這就是說,甜餅做大了,各方都要公正地多分一點。這就是北歐平等精神的體現。

有趣的是,去年SAS公司在飛往中國的航線上雇用了35名中國空姐,其工資只是丹麥空姐的五分之一。此事被丹麥工會揭露,工會主席暗示性地發出了罷工威脅。SAS公司發言人只好出面解釋,說他們只是在飛中國的航線上需要一些懂中文的空姐,絕對無意在其他洲際和歐洲航線上低薪雇用職員。北歐工會的強大力量可見一斑。

根據有關統計,在西方發達國家,員工的工資收入一般都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0-60%;而在中國,員工工資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1%左右。這個數字對比,很能說明當今中國工人的悲哀現狀。為什麼中國工人不能爭取更高的工資水準?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手中沒有北歐工人擁有的有力武器:組織起來罷工。無法與老闆討價還價,中國工人在當今的利益大餅中,就分不到自己應有的份額。

◎ 財富分享和民主政治

在最近的“北歐熱”中,我讀到《南方週末》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北歐和諧,前提是分享》。作者關山,是廣東省委宣傳部工作人員。關山認為:“獨特的北歐模式——其最重要的一點是,全民創造的財富,應該通過稅收杠杆由全民分享。”“不強調在生產領域的集中,但在收入再分配領域實行集中。”

關山的論述,可以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認為全民分享財富是北歐模式成功的關鍵,這是對的,但他沒有說明,財富分享的前提又是什麼?如果北歐沒有民主制度分權制衡,政府不能保障法律規定的工人結社自由和罷工權利,工人不能組織起來集體談判,那麼,天性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憑什麼要多切大餅給工人分享?

這就是國內一些官方學者的局限,他們看到了北歐和諧後面的分配體制,卻不能或不敢從政治制度上找原因。他們或許以為,在仍然保留一黨專制的體制下,能夠通過財富的分享,達到社會的和諧,這是一種近乎做夢的幻想。沒有民主政治的制約,中國式的野蠻資本主義,只會變本加厲地巧取豪奪,黑磚窯之類的惡性事件層出不窮,哪里還會有什麼和諧?

在討論瑞典模式時,我們不能忘記的一點是:在英國《經濟學家》統計的全球民主主義排名中,瑞典以9.88的成績排名第一。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7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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