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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紅塵」未了

曾慧燕

想到要寫馬建,不僅因為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名作家,也不僅因為他的語不驚人死不休, 事實上,有名氣的作家多如恆河沙數。如果說馬建有什麼特別,在於馬建就是馬建,他不 僅多才多藝,重要的是他無論處在社會最底層,還是躍登「21世紀全球最重要50位作家」 之列,都能守住他的筆和道德底線,關懷社會,見證歷史,鼓吹人文精神,不平則鳴。

寫作是內心最真實的呈現,作家是時代心靈報警器,必須見證歷史,而作品就是時代的產 物。這是馬建貫徹始終的信念。他指出,在極權社會,作家是唯一能用筆說實話的人,不 是非要捍衛什麼,而是對生存環境表達人起碼的要求,對社會的不文明表達看法。

相對於一些攀附權貴的御用文人,馬建一針見血地說:「如果你對你的時代視而不見,你 不能算是一個作家,更不能說你是個文學家。」

以「亮出舌苔」成名

1987年,馬建曾因發表一部以流浪經歷為素材、描寫西藏風俗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 空蕩蕩》,受到中國大陸全國性點名批判,從而引發大陸文壇一場政治風波。此後長達1 年,他的名字和作品被禁止在大陸報刊出現。

20年後的今天,他的多部作品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2005年法國文學月刊 《閱讀》選出代表本世紀的全球50位作家,馬建是唯一入選的中國作家。

2001年,他以長篇小說《紅塵》英譯本入圍美國克魯雅瑪(Kiriyama)亞太平洋圖書小說 獎;2007年,再以《亮出你的舌苔》二度入圍克魯雅瑪獎,並同時獲英國獨立外語文學獎 。2002年,《紅塵》英譯本一舉奪得英國托瑪斯•庫克國際旅行文學獎。

《紅塵》是馬建當年在中國窮鄉僻壤流浪三年艱難跋涉的見聞。英國《觀察家》報2001年 6月10日刊出文學評論家馬斯登(Philip Marsden)評論此書的「一國之塵」,稱讚「這 是一部極優美而又發人深思的作品,也是一部新的Wild Swans」。

馬斯登指出,《紅塵》這本精彩的書在旅行文學中並不多見。「這段旅程艱險萬分,旅行 者遇到的困難都被真實地記錄下來,如病痛、虱叮、嚴寒、酷暑、飢餓、疲憊,另外還有 員警的抓捕,他被洗劫過,被狗攻擊過。在柴達木盆地的荒漠,他被迫飲尿以求生存。在 戈壁灘中,他迷路了三天,到了崩潰的邊緣。還有一次,他順著薩爾溫河快被沖到邊境, 險些被荷槍實彈駐守中緬邊境的士兵打死……。」

他指出,《紅塵》是一個詩人的深思,同時又是一個處在變化中的、面積與歐洲大陸相仿 的國家的肖像畫。一幅幅中國的自然景色充滿了令人眩暈的奇光異彩,人文風景也非常奇 特。

在中國甚至海外,馬建並非是最出名的作家。近年法國掀起「中國熱」,大批中國作家蜂 擁而至,書展講座遍及法國,其中余華和李銳還獲法國騎士勳章,莫言、韓少功、王安憶 、蘇童及哈金等更是書展上的大熱門。但《閱讀》評委無視「中國熱」,在閱讀了大量來 自世界各地作者的作品後,挑選出最令他們「受感動和啟發的作品」,他們認為這些作品 可能在未來成為經典,文學風格「出神入化、化腐朽為神奇」的馬建因此上榜。

上海《書城》雜誌為此感到忿忿不平,在一篇評論中指出,「他們(法國《閱讀》雜誌) 對東方文學的無知,其選出的亞洲作家寥寥可數,而且也不一定是同輩作家之中最閃亮的 ……。」

一個不能拒絕的邀請

馬建作品能夠出版英譯本,得力於他年輕漂亮、說得一口流利漢語的英國妻子Flora Drew。

說來也是造化弄人。七○年代,馬建的夢想是出國,「離開這個監獄社會」;八○年代馬 建到了香港,曾發誓不要移民外國,「因為我看到出去的作家幾乎都停了筆。偶然幾位有 作品發表,文筆也喪失了靈氣。另外,作家失去了土地,僅得到一個自由的天空是沒有意 義的。但偶然的一個不能拒絕的邀請,我便離開香港,到了德國魯爾大學當了講師。」

馬建這裡說的「不能拒絕的邀請」,應該指的是有「中國情結」的德國漢學家、魯爾大學 教授馬漢茂(後來因患憂鬱症不幸跳樓自殺)。

1997年秋,馬建的才氣打動了愛才的馬漢茂教授,居然破天荒從香港把馬建「這位既不懂 德文,也不會英文,沒有任何文憑的作家請到德國大學,教那些只知道德文的學生中文。 這在保守的德國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馬建在德國的好友仲維光指出,當時許多朋友為他捏一把汗,一般自我很強、有個性的作 家,總是受不了約束,而且「面前還有語言那道山」。然而,一年下來,馬建既保持住了 他的個性,也兢兢業業完成了教學任務。真的讓當初不看好的人吃驚,並且敬佩。

仲維光說,馬建可能永遠是不安分的,總會做出些令人吃驚的事情。就如他不懂任何外語 ,就要突然捨棄香港,隻身一人來到最多只能住四年的德國;就像他在1987年突然以一篇 《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引發爭議時,他已經到了香港。

到了德國才一年,馬建突然對仲維光表示,「這樣下去不行,為了專心寫東西,要立即辭 去教職」,移居英國,專心寫作。仲維光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因為,中文作家要想 靠稿費在西方生活,是不可想像的。雖然魯爾大學的位置只是半個,並且只有四年,但是 對於很多中國文人和知識分子來說,仍然是令人垂涎的。畢竟生活還能有個基本保障。砸 了飯碗,往英國跳,無異於向深淵跳。馬建怎敢跳向深淵?」

馬建卻說到做到,義無反顧辭去令人稱羨的德國魯爾大學中文講師教職,移居英國。有人 認為他是被那位後來成了他太太的純真英國女孩「俘虜」。

不羈的馬建,不安分的馬建,給人的感覺是「永遠的流浪漢」。即使是他已經娶得美嬌娘 ,定居倫敦,不久他卻真切理解了「流外喪志」的含義。「特別是一個流亡作家,在外國 首先消失了自己的特長,感到賴以生存的語言在另一個社會並不存在,而自己的祖國又一 直禁止你的作品發表的現實,更感到流亡生涯的錯位。」

另外,失去了語言環境,重新學習一種語言,便對自己的社會也淡漠了。更令人難過的是 ,「記憶的中國和現實的西方社會的反差太大,如在監獄活久了,已不習慣自由的人般無 奈。西方緩慢的生活氣氛也和我在中國那種奮鬥、戰鬥或搏鬥的精神極不協調」。

馬建形容:「我像個賽跑運動員,被放在行走的牛車上。更像個從戰場上退下來的軍人, 坐在花香烏語的草地上。我體會到了被蘇聯共產黨趕出去的作家的痛苦了。這種懲罰是把 你從祖國趕出去,你便像一棵剪下來泡在水裡的花,雖然暫時死不了,也活不痛快。」

在家門口成了陌生人

於是,馬建又一次返回中國,尋找生命中的記憶,希望「回到寫作與現實能互相溝通的心 境」。

這是馬建的二度回歸。第一次是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我實在看不慣五星紅旗插在這 塊自由的城市之中……」回到北京,他「試圖在自己曾建立了人生理想的房子裡住下來」 ,但他一度被扣在海關,不准入境。經過一天的審查,被教導不准接觸敏感的人物,把他 放了。他把快倒塌的南小街重新裝修了一遍,裝上了煤氣和水池子。「……這自然的氣味 還能令我守住筆,去描寫周圍的人和事。當初在南小街53號偷偷聚會的朋友們,有的因六 四進了監獄,有的出了國,有的捲進了商業的海潮,成了主席或總經理,價值觀變了也就 少有了來往。」

馬建當初移民到了香港才兩年,北京發生八九學潮,中國在震動。馬建「發現自己雖然軀 體站在了自由的香港,但靈魂依然留在中國,我的夢也從未出國,依然停在南小街的周圍 。」他感到一個作家假如和自己熟悉並成長的社會脫節的話,他的創作也就失去了靈感和 目的。「甚至活著本身也沒有意義。也許我這個人就是越過周圍的親情,去與社會建立責 任的人。」六四後,他又返回南小街。

他擬定了一個與六四有關的長篇小說計畫,開始寫中國人被一雙無形的巨手撕扯著,人被 迫變化著也麻木著。經濟的開放,給了大眾在商業領域尋找個人價值的實現。但人們向錢 看,丟棄了理想和人文關懷。

他指出,中國從毛澤東死了以後,改革開放把破舊的北京城變成一個現代大都會。中國人 也有了錢享受現代生活。但在表面變化的背後,中國人被專制控制著思想和精神自由的局 面並沒有真變化。這是中國人的悲劇。

第二次回到中國,馬建發現,「記憶中的北京已消失了」。如果不搭計程車,他幾乎到不 了任何地方。他曾經居住過的北京南小街已經被一條寬馬路取代,「與街上的人擦肩而過 時,我發現自己在家門口成了陌生人。」

他感嘆,「老北京已隨著歷史一步步地消失了,就連同它記憶的位置都變得虛假和不可信 了。我只能在內心默默記載著它的人世滄桑。」

俯首甘為孺子牛

從前馬建愛爬山,愛享受站在高處使自己也變高的感覺。現在他站得越高,「自己便越小 ,小的只剩下那點還在回憶的思想了」。想當初,他靠一條腿走了大半個中國、爬遍了中 國的名山大川也不累。「我感到了歲月的流失。活著的都在時間裡死去了。我開始想念懶 散地待在床上看著電視的日子。」

他開始懷念倫敦。「這兒的每棵樹,每個酒吧,甚至街上的行人都不變,給你一種真實感 。在這種不變之內,其實一切都在隨著時代而變化,但那就是正常生活,我們活在其中不 知覺而已。」

最終,流浪了大半輩子的馬建,回到了英國妻子的身邊,妻子一鼓作氣給他生了兩個小可 愛,一男一女,人說混血兒漂亮得像洋娃娃,一點不假。

馬建筆鋒犀利,「橫眉冷對千夫指」,卻也有柔情一面。他在紐約出席國際文學節期間接 受《世界週刊》訪問,記者是他20年前在香港的舊識,陪他為兩個稚齡兒女買鞋,看他為 挑選鞋子爬在地上「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

馬建現在英國,名利雙收,自由自在,「老婆孩子熱炕頭」,在別人眼中看來美滿幸福。 可是,馬建總認為,「作家倒楣的就是,他們總是越過家庭,去關心社會,也許是使命感 吧。」

他指出,現在中國很多作家都是「大款」,有房子有車,孩子都出國留學,但對社會的關 懷是零。他認為既然選擇了作家為職業,就應負起關注社會的責任。因為「寫作和關注是 融為一體的。你正在寫一個小人物,而你周圍的小人物正在受苦,你能看著不理嗎?你當 然要拿出些時間,去簽名、去抗議,去幫他們做點什麼事。這樣就把你的角色給拉出一部 分了,但這就是作家和小說家的命運。」

馬建很早就表現出他的特立獨行,他在倫敦的文友陳曉明指出,馬建「在當代文化中的呈 現方式就是旁門左道,這個人具有無可爭議的多才多藝技能,它們是生活隨心所欲的一種 表現形式。有誰像他那樣不顧一切地熱中於攝影,變賣所有的家產到祖國各地流竄,結果 是以一本影集《馬建之路》武斷地結束?就是職業畫家也沒有像他那樣一度把繪畫當作生 命的頂峰來體驗,他是大陸最早的《無名畫展》的參與者,他的畫如果在專業技能方面不 能算是第一流的話,那麼,至少在先鋒性和個性表達方面是無與倫比的。」

第一位伯樂高行健

說起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應該是馬建成名的第一位伯樂。馬建當時是「無名畫會 」的成員,他的油畫深為朋友們欣賞。當時高行健常去馬建的南小街小屋看畫、聽音樂、 談文學。他聽過馬建朗誦他的詩,可並不知道他也在寫小說。

直到1986年的一個冬夜,馬建從西藏流浪回來不久,帶來剛寫完的厚厚一疊小說稿來看望 高行健。高行健回憶:「我看完第一篇便興奮不已,想不到他小說寫得這樣成熟,認為無 須再作改動。我們喝酒談稿,通宵達旦。」

馬建也回憶,半夜裡高行健「進到睡房一直讀到淩晨才出來把我弄醒。他認為很好,不要 再改動了。」

高行健首先想到剛接手主編《人民文學》的劉心武,向他推薦,劉心武正想為當時一再被 壓抑受批判的現代主義爭一個可發表作品的園地,毫不猶豫,才走馬上任,居然不在乎撤 職查辦的風險,將1987年第一、二兩期合刊,全文發表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 》。沒想到立即成為「一大政治事件」。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賀敬之勒令劉心武停職檢查 ,並下令回收這期在印刷廠還未裝訂完的刊物,同時在全國下達「立即銷毀查封」的通知 ,隨後更利用報紙電視展開大批判。

小說刊印時,馬建已移居香港,並不知道事態如此嚴重。高行健慶幸「也幸虧他走得早, 否則恐怕也未必能贏得日後這些年自由寫作與發表的條件。」

高行健指出,丟開大陸文藝界政治門爭的背景,就馬建的這篇作品而言,「倒確實是篇現 代主義的力作。等先鋒文學在大陸弄成了時髦,我寧可說這是一篇好作品,且不管是什麼 主義……。而馬建的作品卻一直鋒芒畢露,對文學形式的追求並不迴避人類自下而上的困 境。他冷眼觀照人的生存狀態,不譁眾取寵,才使他的作品總有分量。」

馬建經歷了東西方兩種不同的社會,到香港後的作品同樣不媚俗,連續出版了三部長篇小 說《思惑》、《拉麵者》和《九條叉路》,一部比一部更有分量。

《紅塵》是馬建移居歐洲後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寫的是八○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他 流浪三年的經歷。高行健說:「我和馬建都經歷了那個時期,讀起來自然親切。但我沒想 到他竟差不多走完了中國。一個作家,只能在自己的家園流浪,這畢竟是一個社會的缺陷 。好在馬建用他的筆做了見證。」

當初在北京任職攝影記者的馬建,為什麼去流浪?馬建說,他的住處(南小街53號)經常 人來人往,又放音樂又唱歌,便成了公安局和「小腳偵緝隊」的監視對象。「我終於逃不 過黨的眼睛,兩次被抓進公安局交代思想問題。最後一次放出來時,屋裡被徹底搜查,連 紙糊的頂棚都被撕了下來。」

在中國窮鄉僻壤流浪

1983年冬天,馬建從公安局給放出來時,員警對他說:「再不老實,就把你消失掉。」他 決定離家流浪,「走到一個偏僻的角落,走到沒有人能認出你的社會。而這種地方只能在 沒有方向的路上。」

他準備了水壺糧票,還有惠特曼的《草葉集》。由於沒有「黨的批准」,離開居住地旅遊 是非法,他還偷了幾張單位介紹信,「就離開了到處是紅牆的北京」,開始冒險在全國流 浪。

半年以後,他走進了北部的毛烏素沙漠。當時打算只穿過邊沿去陝北的黃河。結果,30多 公里的路,走了三天。「在色彩如乳房般的沙丘之間迷路了。我發瘋地撕著襯衣亂走,眼 看坐著活人的飛機劃過天空遠去。沒有尿喝了,就等太陽曬到扣在沙丘的塑膠袋時,舔到 點水蒸氣。那時,我想到了爺爺在共產黨監獄被活活渴死了。」

馬建在中國的窮鄉僻壤流浪了三年,小說「紅塵」便是他這段流浪生涯的見聞。他曾經在 街上擺著凳子給人理髮謀生,卻被搶了包;在集市上給人算命,卻被人打昏;在山區倒賣 紗巾和尼龍繩,晚上睡在羊圈或樹上;也給農民畫年畫,給人綁沙發賺路費。「也學會騙 吃騙喝地走遍了中國……。十萬多公里的旅行,我驚訝中國地貌的豐富神祕,更驚訝人民 被專治的麻木無知。我徒步走過的一萬多公里的路上,七次被群眾告發是特務或流氓,被 員警追得翻牆逃命。」

有一次,馬建迷失在叢林中,加上被民兵追捕,就在走投無路時,一個火球突然在頭頂盤 旋,並引導他走出12英里,才到達安全地帶。

馬建深有體會地說:「流浪就等於是在逃亡。在狼群中生存,你只能也披著狼皮。慢慢自 己也變得粗糙和不誠實了。在沒有同情心的人海中旅行,是比登雪峰還困難的探險。」

1985年,馬建終於進入三年旅途最遠離塵世的「香格里拉」,疲憊不堪在西藏布達拉宮門 前駐足,「我知道,那裡面也許有我要走的道。但如果進去再退出來,我就真的走投無路 了。」

1983年在踏上流浪的旅途前,馬建皈依了佛教,並封了法號,他旅行的最終目的地是那片 充滿神秘感的高原佛國,「那是去贏得思想的自由而投奔的另一個人生舞臺,也是去異國 他鄉的終極方向。而西藏對於封閉的中國而言,就是最遙遠的佛國了。我就是懷著那種心 態走進了到處是槍口的西藏。」

可是,最後他「發現了一個因被解放而破落痛苦不堪的民族」。他失望地說:「達賴喇嘛 逃亡時,一定把最好的喇嘛帶走了。」

做為一名受戒不久的佛教徒,馬建感到「共產黨真是無處不在,而佛和我一樣,連自身都 救不了,還能拯救誰呢?我感到自己內心的崇敬被衝垮,如病人被迫要伸出舌苔,讓醫生 診斷你生了什麼病一樣的尷尬。」

現實的政治恐懼與宗教信仰,令他迷惑不解。「因為我的信仰原本就不是從內心生出來, 是需要現實的觸動,但盼望已久才踏入的人間淨土,正是我感到最不該停下來的地方。」

透過流浪禪悟人生

「佛土無佛」,從西藏重返北京後,極度失望的馬建「沒辦法再去相信宗教」,1986年還 俗。如今他信仰個人和個性解放,「從佛教信仰走出來之後,就不再有宗教信仰了。」

今天,已看完半個世界的馬建總結說,中國是旅行探險的聖地。旅行中國可以讓你回到過 去的時代,它能滿足你脫離現代生活的願望。「你可以自然地活著,沒熱水器和速食店。 在西藏高原有活在人神之間的藏人磕頭跪拜走向佛國。雲貴高原還有刀耕火種的農民種著 喬麥,讓你學會忍耐。」

馬建說,中國人把旅行文學看成是人生的一條精神道路,叫做「讀萬卷書,行萬婺禲v。 他認為旅行往往不只是看到異域的人和社會,更多的是自己的沉思獨處,透過旅行禪悟人 生艱辛和生命無常。信佛教的人叫看破紅塵,化緣流浪;信道教的人則離家出走,尋藥求 仙,都是精神旅行。他渴望透過流浪重新找回自我,構築自己的精神家園。

不過,對於西方國家他就認為已沒啥險可探了。「尼斯湖是個度假村,阿爾卑斯山是個滑 雪聖地。文明社會到處都是高速公路,車就是旅行鞋。我眼看著老外把車開到山頂,全身 運動裝走下車,活動一會兒就下山了。安全的地方退化了人的好奇心。文明真無聊。」

自由之門需要衝撞

馬建的長篇小說《拉麵者》英文版,2004年5月由英國Chatto出版社在倫敦出版。該書是 馬建繼《紅塵》以後的第二部英譯小說。上市不過幾天,英國《觀察家報》、《泰晤士報 》、《獨立報》等都發表了評論;美國文學週刊《紐約客》率先刊登選章。

《拉麵者》是第一部以中國「六四」事件為背景的寓言小說。以專業作家與職業獻血者的 通宵長談鋪陳故事。書中描寫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小人物,這些小人物都如一塊麵團,被 無形的拉麵者拉來扯去,既沒有自我,也失去了生命的意義。

提倡「政治與幽默」的馬建說,近百年來中國少有幽默作品問世,原因是社會一直在戰亂 動盪,近半個世紀又進入共產專制統治,生活得過於殘忍,笑變成了政治傾向,笑錯了可 能就要家破人亡,但這恰恰是發揮幽默的時代,作家也唯有用幽默來化解嚴酷的政治壓力 。他寫《拉麵者》,就是展示不容許幽默的社會,小人物被政治恐懼壓垮了的故事。「幽 默在文明社會是一杯提神的咖啡,在野蠻社會是一杯壓驚的苦酒。」

此書中文版早在1991年便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首次出版;1994年台灣遠流出版社相繼出版 ;2002年10月,中國天津古籍出版社以「馬建剛」的筆名刪節出版,這是馬建的小說和名 字在大陸被禁15年後首次開禁。

今天的馬建在英國已安居樂業,中國也對他「網開一面」,但馬建仍是馬建,他的靈魂似 乎一輩子都在中國大地遊盪。「我為什麼寫作?就是我必須見證歷史,必須見證我活的社 會是個什麼樣子的。我不能不面對八○年代的中國,這是我30歲左右記憶最深的一個社會 。」

他不時透過各種管道為大陸的弱勢族群仗義執言,並向他的中國作家同行大聲疾呼:「時 代需要作家,人民需要作家。中國大陸的作家們,請勇敢地承擔起歷史賦予你們的使命和 責任,真實地記錄歷史,反映民生,揭露黑暗,見證未來,做一個無愧於時代和人民的作 家。」

馬建強調,「自由之門需要衝撞。不管多艱難,我都要一路走下去,路可以丈量你的生命 。你走得越遠,活得越長。」

(來源: 世界週刊;日期:2007/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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